如何种出一棵跨越阶层的生菜？“植物工厂”种植模式便可做到“云种菜”

学农12年，郑建锋还是很难和父母说清自己学了什么。

在河南周口市，他的父母看天吃饭。干旱、暴雨乃至冰雹，是他们务农大半辈子需要直面的意外。有次玉米临近采摘，被大风全刮倒了，没法用收割机，父母伏在地里把玉米一个一个地剥出来。自小，他们常对郑建锋说，好好读书，不然以后还得回来种地。

而他在中国农业大学一路读到博士后的这些年，父母问他最多的便是：“学了之后能干嘛？”

同样出身农村、报考农学的崔佳维，对这个问题有过身体力行的答案。她曾在广州的一个蔬菜大棚实习，每天晒得脸上麻疼，有时衣服还没来得及换洗，就在湿热的棚里发霉了。碰着赶工期，她跟工人一起磕倒种完的育苗托盘，磕得尘土飞扬，灰头土脸。往后求职带来的落差，让她决定继续读研。

当然，这并不是答案的全部。在农业技术不断更迭、强调多学科交叉的当下，那些关乎农学的偏见、就业难题，或许已在悄然改变。6月，上海崇明岛上，一群像郑建锋、崔佳维一样的“新农人”，决定摆脱天地、摆脱人工，以一种父辈未曾想象的方式，种一棵生菜。

“你们种的是同一个品种吗？”

从外观看，那只是4个不起眼的集装箱，落在崇明岛光明母港垂直农业研究中心偌大的草坪中。但如果你顶着烈日，走过去把手贴在金属箱板上，会发现一点也不烫手。

为了让箱内的生菜快速生长，它的室温基本维持在22℃左右。生菜齐整码在超市货架般的种植层，顶上是LED调光灯，底下淌着营养液。因生产环境高度清洁、且无需农药，你可以直接掐片菜叶试吃，这个名为“翠恬”的全新生菜品种，比一般生菜脆嫩，几乎没有涩味。

上海农科院助理研究员崔佳维介绍，这种“植物工厂”种植模式，可精准调控温、光、水、肥、气等环境条件，箱内多个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控生菜长势，再借由AI模型预测，她只需在手机App上调整各种参数，便可做到“云种菜”。

这些生菜，寄托着她与团队获胜的决心。去年7月，第三届“多多农研科技大赛”开启全球招募，有30支科研团队、150多位青年科学家报名。层层筛选后，她所在的上海农科院团队与另外3支队伍闯入决赛。

4支队伍经过两茬生菜试种，在今年6月开启第三茬的冠军角逐。除了拼产量，品质，能耗、AI算法等多重指标也在考核之中，种菜俨然成了一场智力上的“策略游戏”。

崔佳维说，试种采收时，团队会检测不同实验对照组的糖度、脆度等，一个特别喜欢吃生菜沙拉的队员，还买了一大桶沙拉酱搭配着试吃。仅“光照”这一变量，不同光谱，不同光强，种出来的口感都不一样。

“一个用电量的变化，就代表着策略上的不同。”她表示，这直接关系空调温度及光的设置，看不到其他队伍箱内的情况，他们就根据箱外的电表做分析，思考为什么别人耗电更低，于是采取了前期高密度种植，转而将育苗进一步集中化，减少开灯量的措施，以期拉开差距。没成想，有两支队伍也采取了这一策略。

中国农业大学“CyberFarmer”团队的杨瑞梅说，他们会关注岛上气温变化，靠引入外部空气降温减少耗电。不过在种植期间，队内也有过分歧，用红外光，菜长得更快，只是品相差些；因生长过快，生菜比预期更早出现烧尖（叶尖枯黄），几番权衡，他们在产量与品质中选择了后者，“还是要以品相和商品性为核心目标”。

但环境可控，不代表就能排除意外。CyberFarmer队员杨浩回忆，有次二氧化碳钢瓶的一个气阀坏了，20公斤气体一下涌入箱内，传感器直接爆表。对人来说，那是个足以窒息的浓度，生菜则全部碳中毒。他打了个比方，这些菜在吸收二氧化碳进行光合作用的本能中，活活“撑死”了。好在这发生在第二茬试种，之后换瓶，他们都会给瓶身涂泡沫水，检查是否漏气。

6月27日，经多位农业专家评委和大众品鉴团共同评审，上海农科院团队斩获冠军，CyberFarmer团队获得亚军。提及不同队伍种出的生菜，杨浩有些诧异：有像娃娃菜呈包心状的，有叶片大得开散、出现明显烧尖的；还有茎秆高得跟莴笋一样的，当时有记者去了采收现场，问他：“你们种的是同一个品种吗？”

在CyberFarmer队长郑建锋眼中，不同环控策略带来的差异，凸显了技术的魅力。但他表示，比赛用到的设备、各种能耗支出，均摊到一株菜成本在8块左右。如果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成本最低能降到2块8。

“三块钱一株生菜有没有人买，这是一个问题。”他说生菜真正投入市场时，应发挥植物工厂自身的优势，比如鲜食、免洗，让生菜像水果一样具备更高的附加值。

“就是希望下一代不再经受农业的苦”

“做现代农业，就是要脱离大自然的束缚。”郑建锋说，当初填报高考志愿，他选了农业建筑环境与能源工程专业，专业简介里那些组培技术、生物技术的术语看得有些懵，但他就是觉得这和家里的农业不一样，“还挺向往。”

在他小时候，机械种植尚未普及，播种到收获全靠人工。小麦种子装在篓里，前面拉后边推；“收获是最忙、也是最让人担心的时候”，父亲得与老天抢时间，睡在打场搭的棚里，连着半个月在地里割穗。但忙活到头，一亩地想挣个三两千块都难。

郑建锋说，年景不好的时候，麦粒干瘪，产量也低，很难卖出什么价钱。要是碰到冰雹，一年成果基本付诸东流。家里收入主要靠父母外出打工，农忙时再回来，“他们对土地的情感挺深的，不会说主动把地撂荒。”

崔佳维的外公外婆，对种地则尤其上心，“他们种地就是要种到极致”。她记得，儿时在河北邯郸县城老家帮忙给棉花打杈，挨株剪掉多余分枝，整个人在花粉和日头下闷着，差点晕倒。为了让辣椒多卖点钱，他们会把辣椒柄掰掉，手辣得通红发烫，得泡很久冷水才能缓过来。

繁重农活也让老两口积劳成疾，“稍微上点年纪就各种病”，崔佳维说，她外公免疫力不好，肺部出现钙化后经常咳嗽。他人尚健在时，有次给葵花榨油，有只眼让芒刺到，之后一直看不清楚；她的外婆则有严重的腰肌劳损，腰很难直起来，只能拄拐。

在崔佳维记忆中，亲戚很早就用上电动三轮拉农货，外公外婆却没买过，一直省着钱供4个子女读书，两人操劳半生，“就是希望下一辈不再经受农业的苦”，后来他们搬到县城，她的父母也都是教师，她直言，这种“阶级跃升”，很大程度成了自己学习的动力。可当她就读华南农业大学，他们有些失落，“觉得好像又回到了以前。”

但外公外婆很少和她谈及此事，“可能怕打击我的自信心”，崔佳维说，他们内心更多是担忧，经常打电话给她爸妈，问自己在学校学得辛不辛苦，还说以后要是找不到工作，大不了回县城。

▲上海农科院团队，最右为崔佳维

杨浩对这种刻板印象也深有体会，跟人介绍起自己学农的，对方总觉得他就是农民，他都懒得费口舌解释了。他出身陕西铜川市煤矿工人家庭，父母倒是很支持他的选择：只要他不选采矿专业就行，父亲甚至禁止他从事家里的本行。

杨浩坦言，自己本科学的机械，本想进国家电网工作，结果考研被调剂到农业生物环境与能源工程专业，最初心里也有落差，但他很快发现，有工科背景，自己在农业设施硬件、编程方面上手也快。

读研期间，除了下地育苗，他更多是在实验室做生化研究，有时一站就是六七小时，忙到半夜，小腿都发胀，“前期经历了很多辛苦，但收获时，是非常开心的。”他说电影《火星救援》中，主角靠无土栽培的食物生存，如果他不是做这些研究，对这个情节可能过眼就忘，现在想起，“更多的是成就感。”

杨浩觉得，与植物对话，比现在人际交往流行的“高情商”、“低情商”简单不少。这次参赛初期，他在崇明岛呆了一个多月，每天风雨无阻，上班打卡一样地测量生菜的株高、叶长等数据，“让自己慢慢地去做一件事情”。

这对正在读博，肩负学术、科研重压的他来说，是个难得的喘息机会，“有时走得太快，想的东西反而会变得单一。”

“高楼大厦逐块垒起，我们可能只是那块砖”

学术之外，新农人还需面对更为现实的就业问题。

崔佳维以她大二在广州的实习举例说，那时她做育苗、营养液配置等技术指导，住郊区山脚下的集装箱，非常闷热；赶订单时和工人一起播种，脖子弯得酸疼，工作不算繁重，但有些单一重复。

她表示，自己本科毕业比较对口的工作，就包括类似一线岗位，月薪五千块左右。但她对此工作环境、待遇并不满意，因此继续读研。她记得，本科那一届班里24个男生，只有一人在湖南一家种子公司上班，日常穿着胶鞋在水稻田间奔波；班上另外4个女生，只有她目前工作是与专业相关的。

▲崔佳维（戴草帽）大一时在广州从化一花卉研究中心实习

找工作时，杨瑞梅也曾受过打击。她说硕士毕业后，她了解过山东一家农业公司的拖拉机研发岗位，工资最高在七八千块，但同样的条件，“公司会优先聘用男生，女生基本上简历投了都没回复。”她对同届同学做过调研，发现绝大多数女生都去考公了。

曾经，杨瑞梅报考农学是抱有情怀的。她出身云南农村，家里的几亩薄田开垦在山地之中，上坡干农活时穿梭在蛛网中，她想研发能适应山地地形的小型农机，解决老家的务农难题，但“如果你都找不到工作，还要去谈情怀、去谈农业，这就是一个空话。”

她想过回农村，又觉得脱离了自己研究的方向，“都没有这样的企业，那要在什么样的位置去发挥你的作用呢？”

据《光明日报》2022年4月刊发的山东财经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课题组调研报告，课题组对山东、广东、浙江、河北、湖南、江西等6省20个县（市、区）乡村人才振兴现状进行的调研发现，农业农村科技人才总量不足、分布不均衡，高层次人才包括创新团队比较匮乏，具有较强科技应用转化能力和科研能力的企业技术人才存在较大缺口。

郑建锋说，回农村创业搞设施农业、机械化种植的话，最大阻力在于资金。他表示，农业本身是个投资大、收益慢的行业，100亩地如果是机械化种植，规模其实不算大，但地租加上机械、人工成本，“可能没有50万的初始投资，都没办法给它运行开。”

而像植物工厂这种高端种植模式，“能用它挣到钱的企业太少了。”郑建锋说，2015年他本科毕业时，这一生产模式在国内尚属空白，很难找到合适岗位。好在这几年，一些投资机构对它的关注有所提升，新型农业企业多了起来，“不管有没有挣到钱，它是愿意去招人的。年薪10万左右，比以前好很多了。”

今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发布，其中明确提出，要发展现代设施农业，实施设施农业现代化提升行动。

杨浩说，“高楼大厦也是逐块垒起来的，我们可能仅仅是那一块砖。”

“想跟父母讲明白，我在做什么”

如今在中国农业大学读博的杨瑞梅表示，一路走来，她不再单纯以农民的孩子这个视角去看待农业，也关注到国内农业发展的瓶颈，如国外一些农机的发动机核心部件只能靠引进、有的育种技术被“卡脖子”，“农业还是挺需要年轻人过来慢慢地做下来。”

她的亲戚劝过她，读博不如考公进体制稳定；父母偶尔也会念叨，别人家的孩子学了什么专业、挣了多少钱，但她不愿妥协，“赚钱或者体面的工作，不是人生的主要目的，找到一个立足的事业，在里面可以发光、发热，这些东西才会值一点。”

在团队中负责营养液配方优化的崔佳维说，如果这次比赛仅由她负责，那几乎没有完成的可能，自己对AI、光控并不擅长，正因此，在强调跨学科技术应用，牵涉编程、机械制造与自动化等多学科的植物工厂中，发挥自己有限的力量，做好本职工作才是最重要的。

平时，崔佳维喜欢和家人分享种植的新技术，将实验室刚种出来的串番茄、水果黄瓜等新成果空运给家人尝鲜，让他们比比和家里种的区别在哪，“还是蛮有成就感的。”她还拍了植物工厂的照片给外公外婆看，“他们就很惊奇，因为他们的印象就是植物必须种在土里。”

这种“颠覆”，同样是多多农研大赛创办的初衷。拼多多高级副总裁王坚表示，正是由于青年学者的加入，才使得农业科技创新能够注入新的活力和思路，推动农业科技的升级和转型。

往届大赛的农研成果，已应用于广袤的田间地头。在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地云南省怒江州老窝村，首届获奖团队“智多莓”通过在当地搭建数字化草莓生产体系，让种植成本大幅下降，包括肥料支出减少2500元/亩、植保支出减少1000元/亩，而草莓产量提高了近三成，有效助力当地的农民增收与产业发展。

CyberFarmer团队此前参赛用到的营养液配方的动态调整技术，也被写成了科普论文，所有数据也都嵌入模型，形成标准算法，目前正在北京小汤山基地应用。

至于这次比赛应用的植物工厂，在上海农业科学院园艺所所长朱为民看来，是上海推进设施农业的重点方向之一：在保证城市供应基础之上，还应保证部分高品质蔬菜的生产。“在城市空间当中，植物工厂大有可为。”他解释说，丰富的光电资源，有利于集约化育苗；从“生产到餐桌”上缩短运输距离，更容易获得市民的认可。

郑建锋说，这几年他的父母在老家，其实也直观感受着农业的发展。两人都已年过六十，要是没有农机的加持，体力早就不支持继续种地了。

他回忆，老家的田地基本被改造了高标准农田，有政府出资建的灌溉水井和风力发电机；田间则铺上了水泥路，从播种到收获也都实现了机械化，他们仅需将脱粒的粮食运回家晾晒；看到无人机打农药时，父母还很惊叹。“他们会觉得，农业确实不一样了。”

但植物工厂是什么，他们还是不太理解。郑剑锋想着，有机会一定要带他们参观一下，“有一天肯定要跟他们讲明白，我到底在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