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画里的求救信号,高原之上搭一座走进孩子内心的桥

学习不突出，艺术也不好，感觉自己各方面都很没用。

爸爸喝醉酒了会打妈妈。

我的朋友和别人去打球了，没叫我，我们就闹别扭了。

……

这是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上海实验学校的学生们心里的烦恼与秘密。

他们大多是寄宿生，有的一学期才能回家一趟，难得与父母交流，同学间也不好开口。于是，学习压力、人际矛盾、家庭烦恼都写在了以课堂作业为名的信里，收信人是“包校长”——上海来的心理教师、学校副校长。

2022年夏天，上海市第十批教育人才“组团式”援藏工作队30名队员来到日喀则市上海实验学校，开展教育工作。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系出身的包遵锋敏锐捕捉到，西藏学生也有心理问题，只是通常被忽视了。通过一些活动能明显发现部分学生存在心理问题，比如心理漫画中出现自残行为，交流中暴露的压抑无处疏导。

此次援藏要持续三年，他希望播种心理教育的种子，为不同阶段的学生疏解心理难题，同步培养几个徒弟，打造一套标准的心理课程，留下可持续的心理教育资源。

漫画里的求救信号

2023年5月，一场心理漫画评比活动在全校展开，鼓励学生用画笔表达心声。

五彩斑斓中，一些压抑画面引起了教师们的重视。

画上有一个孩子独自站在楼顶，浑身被涂得黑黑的；有人画了割腕，红色鲜血从腕处滴落；有的画中小人双手捂着耳朵，周边人指指点点，说他“长得丑、学习差……”

“为什么学生会画这个？背后肯定是有原因的。仅仅是画一张画吗，还是真的已经割了？”包遵锋说，漫画是心理的投射，教师们顺藤摸瓜找到学生了解情况，有的还请来家长，“他们在表达的时候，实际上是一种呐喊，在发出求救信号，希望别人能够关注到他、帮助他，所以他才通过漫画表达，否则画了以后就不会交上来了。”

学生心理漫画作品

一个经历家暴的初中生，有了轻生的想法。包遵锋分别向爸爸、孩子了解情况，又让两人坐到一起对话。心理咨询结束后，爸爸出了校门又悄悄绕回来，感谢包遵锋让他更了解自己的女儿，也认识到自己原来的教育方式存在问题。

包遵锋解释，青春期的孩子自尊心强，内心敏感，“同样一句话，可能孩子小时候说没问题，长大了就会刺激到他（她）。有时家长自己心情不好，说一句气话，‘你活着还不如死的好’，小孩子当真了，可能一怒之下真的寻短见了。”

包遵锋在高一年级开设了心理社团课，原计划招收十几个学生，没想到来了二十七八个孩子，后来越来越多，挤满了教室，“课程是开放的，只要愿意来，我都欢迎”。每周一次的心理课成为他观察了解当地学生的窗口。他会讲解心理知识，也留出时间让学生分享和提问，以期持续的互动带来深度了解。

有初中班主任反映班里孩子情绪暴躁，包遵锋就上了一堂情绪管理的校级公开课，引导学生用情绪ABC理论调整心态。课后，他布置了作业，用心理课所学知识分析自己的情绪状态。

出乎意料的是，不少学生给他写了一封信，有些简短讲述同学间的小摩擦，有些用两页纸倾诉了家庭矛盾，还有的匿名吐露了心里的秘密。

“我也蛮感动的，没想到刚认识，学生就那么信任我。”包遵锋仔细阅读了每封信，挑选其中问题突出、紧要的写了回信。

作为副校长，包遵锋承担着许多行政管理事务，只能看时间挑着回信，但他说“保证回信比学生写的还要长”。每次路过班级，学生们都喜欢朝他摆摆手，他就进去随便聊几句，“像朋友一样”。

被忽视的烦恼

每天中午3小时的休息时间，包遵锋几乎不会离开办公室，这是难得相对完整的心理咨询时间。

青春期的烦恼数不清：朋友和别人要好了，成绩不如自己的同学都考到前面了……班主任往往最早发现问题，推荐他们来找包遵锋。

包遵锋感慨，“住校的孩子，很难和父母聊天撒娇，要一个人处理很多生活问题、人际关系、学业压力，这是他们成长中必须要学会面对的。孩子们单纯直接，乐意分享，没什么心机，大部分时候开导点拨一下就好了。”

校长张小波的办公室离得不远。他注意到，有的学生来的时候不开心，聊完了回去很开心，“说明心结打开了，就怕他不跟你讲，没处讲，要出事的。”

他还开玩笑直言：“只有老包在这个时间可以不接电话，其他人我要骂的。他跟领导班子约定，做咨询的时候不接电话，一是谈话不能中断，二是保护隐私，学生很喜欢找他。”

包遵锋在华东理工大学附属中学做了20多年心理教师，青少年心理是他最熟悉的领域，但以前提起西藏，脑子里还是空白。

经过长期接触，他发现，当地学生在唱歌跳舞上奔放自如，有表现欲，音乐响起来，身体就自然扭动起来。但其他时候，他们拘谨含蓄，和不熟的人对话，脸唰地就红了，讲一句话就用手把嘴巴捂住、把脸捂住，或者不好意思地扭过头。

“这种交往方式在当地的接纳程度是很高的，大家都这样，很正常。但我们知道，如果他们将来走出去，这可能会成为人际交往的一个小问题。”包遵锋希望，在人际交往上给予孩子们更多指导，为未来更大的舞台做好准备。

在他看来，西藏学生有着和其他地方孩子一样的问题，只是不太会归咎到心理，而是当成一般的品行问题、思想问题来批评教育，但不是一个批评、一次处分就能把事情抹平，背后的心理问题如果得不到关注，批评只能激化矛盾。

比如割腕自伤，有的孩子单纯是好奇，发现很多人这样做，想尝尝什么滋味；有的情绪低落麻木，感觉没什么能刺激自己，想通过这种行为唤醒麻痹的神经，甚至有学生说看到血流出来的时候很兴奋；有人想引起关注，“我割腕了，大家都会关注我”；也有以此恐吓父母教师的，割腕了，父母就妥协了，手机拿去玩，作业迟交不交也没事，没人敢批评；还有人想在同伴中树立威信，故意露出伤疤，让别人感到害怕。

“同样一个事可以有很多种归因，不能笼统地说，都是为了自杀，真的不想活了。”包遵锋说，任何一个行为的背后都有复杂原因，心理教师的介入更有利于挖掘深层次的原因，而不仅仅是行为本身。

随着网络普及，西藏孩子也慢慢打开眼界，考试压力、网络成瘾等伴随而来。“我感觉这里很多问题和上海相似，以前没有的心理问题现在也会传导到这里，只是滞后一步。我们只能利用上海的一些经验，给西藏孩子打个‘预防针’，让他们少走弯路、更快乐健康地成长。”

不过，包遵锋也有为难和困惑，一个学生严重抑郁，只能让他回家了。

在上海，如果发现学生有抑郁苗头，他通常会推荐到专业的心理门诊或精神科就医，而日喀则没有相应机构。作为学校的心理教师，他没有资格开药或进行心理疏导之外的治疗，只能建议家长带孩子去拉萨或成都，但拉萨的专业力量目前也比较薄弱。

有些父母翻山越岭来学校已经不易，外地就医更是考验。他们也许卖头牦牛带孩子去看病，也许碍于面子或经济原因让孩子待在家里，陪着、看着。

“实际上（我们）也不太负责，很多心理问题可能就是家庭造成的，回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让问题激化。但把学生留在学校也不合适，我们也负不起这个责任，只有让监护人领回去，在法律上是合理的。”包遵锋说。

播撒心理教育的种子

学校原本有一间心理辅导室，在一个偏远僻静处。包遵锋第一次进去时，里面都是灰尘，“以前有人尝试做过学生心理辅导，但没能持续。”

新的心理辅导室重新选址，在初中和小学教学楼之间，有沙盘游戏、宣泄工具，但利用率也不高。午间咨询都在包遵锋的副校长办公室，到心理辅导室有些距离。更关键的是缺人，学生花十几分钟摆好沙盘，如果没人会解读就毫无意义；学生来宣泄，必须有人值班陪伴，否则出问题了怎么办？

高一心理社团课

一个心理教师的力量是微弱的，就像一瓶水倒入干涸大地，几乎徒劳。包遵锋想做的是，播撒种子，针对小学、初中、高中，带教3个徒弟，培养一支专业的心理教师队伍。

陈杰是高中部物理教师，本科学习心理学，如今是包遵锋的徒弟之一。2017、2018年刚入校时，他做过一些心理辅导工作，但2019年去县里支教后，心理工作就停滞了。

“我们老师关注到的更多还是在学习上，只要这个同学平时没出问题，我们也不太会详细关注。”陈杰说，西藏有专职心理教师的学校很少，只听说过兼职的，开展心理工作不够深入。

虽然对心理学知识已有些淡忘，但他深知其中的重要性。2017年左右，他发现了一个有严重的抑郁和自杀倾向的学生，聊过10多次，还找来家长，最后在外地医院确诊患有边缘型人格障碍。经过治疗，这名学生情况好转，顺利毕业考上本科。

现在，包遵锋会给徒弟们推荐些实践性强的心理书目，实战培训心理沟通技巧，共同组织活动。等学校的远程培训中心大楼落成，他计划请上海专家授课，从理论到实践系统地传授心理知识和技能。

近一年，他也多次邀请上海心理专家为师生开设线上线下心理讲座，“不是我一个人在奋斗，背后还有一个团队。有困难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会积极向后方寻求支持，我需要哪方面的讲座，请专家，他们都是很高兴地答应，十分感谢上海大后方的支持。”

包遵锋认为，搞活动只是偶尔的，心理课程才是持续的、系统的，对学生影响最大的。他希望建立一套适合西藏孩子心理特点的心理课程体系，有教材、有课程评估，援藏三年后可以把教学资源、师资队伍留下来，让心理教育真正在这里生根发芽。

“现在只是起步，很多东西不健全，把上海经验直接拿过来也不适用，我们只能由浅入深慢慢推进，摸索过程中也希望得到更多心理专家的指导与帮助。”心理教育之外，包遵锋有很多事情要忙，他的一个徒弟还带着初中毕业班的数学课，每周30多节课，困难不言自明，但“总归尝试一下，发挥自己的平生所学，多留下点东西”。

每天早晨，包遵锋看见许多学生在校园里读书，天还没亮就有人在路灯下占好地方，小花园里隔一两米就有一个，还有墙壁之间，那是更不受打扰的地方，朝阳伴着朗朗读书声升起。

“不少孩子很刻苦的，爸爸妈妈在牧区劳动，他们从小吃苦都吃惯了，读书的苦似乎不算什么。但在学习方法上，这里的孩子可能以死记硬背为主，很努力。援藏就是希望把更好的方法和理念带给他们。”包遵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