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危机的多米诺骨牌,在日本最先倒下:生育大礼包效果如何？

近日，据韩国统计厅数据，2024年韩国小学新生人数预计将首次跌破40万，创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低值。

除了入学人数减少之外，今年热搜上还有不少词条都与韩国生育相关：“韩国公务员想升职得先生娃”“韩国猫狗数量超小孩”。这些都指向了韩国生育率的下滑——2023年第三季度，韩国的总和生育率（即育龄期妇女在一生中平均生育的孩子数量）已经跌至0.7，创全球新低。如果维持这一生育率到本世纪 60 年代末，韩国的人口将从现在的近 5200 万锐减到 3500 万以下。

人口危机并不是韩国独有的问题，澎湃美数课梳理了中日韩20余年来的相关数据、采访了多名专家，试图从日韩的历史变化与政策影响，看到中国可能遇到的人口挑战。

20余年来，日韩的入学人数一路下滑

位于韩国首尔市东北部的道峰高中，今年仅仅招到了45名新生，它将成为韩国第一所因缺少生源而关闭的普通公立高中。在日本香川县小手岛中学，全校唯一的学生今中章乃在今年4月毕业，这所中学也迎来了关停的一刻。这些并非个例。

数据显示，20余年来，日韩两国在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等阶段的入学人数几乎都在一路下滑，而中国的幼儿园新生从2015年开始呈现波动下降的趋势，像是高中、大学的新生数量则暂时还没有受到影响。

《人物》的一篇报道就提到，曾经学位紧缺的成都市高新区，有15所公办幼儿园发布春季学期空余学位招生公告，空余学位300余个。而在过去，公办幼儿园基本没有招生困难的问题，部分学校甚至对入园新生所在家庭的户籍、房产等方面有要求。

对中国来说，当前的招生难只是一个开端，这些影响将产生连锁反应，未来中国的其他教育阶段都可能面临招生难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战略研究院院长张翼在一篇发表于2022年的文章中写道，过去十年，中国主要经历了小学学生生源数量占比减少的过程，也经历了小学学校数量日趋减少的过程。但未来十年，即2020年至2030年，将会经历由于初中和高中教育阶段学龄人口占比下降，导致初级中学和普通高级中学数量减少的过程。在青年人口转型过程中，大学专科和大学本科的招生生源也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人口危机的多米诺骨牌，在日本最先倒下

中日韩三国中，日本最早面临生育率快速下滑的难题，其影响也已从日本的幼儿园一路冲击到了大学。

据《日本经济新闻》在今年6月的报道，当前日本少子化正在以超出教育界预想的速度发展，或将导致超200所大学因缺少生源而倒闭。不过，日本统计局数据显示，少子化率先冲击到的其实是短期大学（相当于中国专科），而普通大学的数量和入学人数实际上略有增加。

本质上，少子化影响到的更多是质量较差的大学。相比2000年，日本短期大学在2022年里少了263所，入学人数少了近10万人。今年春天以来，惠泉女子学院大学、神户海星女子学院大学、上智大学和龙谷大学的短期大学部都公开宣布停止招生。

需要指出的是，学校数量的减少与政策法规、新时代需求、学校发展不均衡等因素都有关，不能简单说跟生育率下降直接挂钩。

中国的中小学数量自2001年起就开始减少，这背后与城镇化中农村适龄儿童生源减少有关。另外，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告诉澎湃新闻，导致学校数量减少的原因还可能是学校之间的发展不均衡，出现大班制、超规模的学校，“学校规模大，学校数量就少了”，这会影响到学校的管理有效性、对学生的关注度。

而新增人口减少所会影响的，也不仅仅是学校。韩国的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在本月 3 日发布报告说，如果韩国生育率继续低迷，2050年的韩国经济将会负增长。

生育大礼包越来越多，但效果如何？

为了应对少子化现象，各国出台过多项鼓励生育的政策。最近，韩国就放出催生“大招”：从明年1月起，最基层两级的公务员，如果生2个或以上的孩子，就能在晋升评比时获得额外积分。

更早遭遇生育难题的日本，尝试过的方法也更多——不仅有结婚津贴，还将冷冻卵子和精子医疗行为都纳入医疗保险。此外，日本在今年推出了大力度的“异次元少子化政策”，主要措施包括三大方面：扩充儿童补贴，增强学童保育、病童保育和产后护理，推进劳动方式改革。

不过，这些政策目前看起来似乎不太有效，韩国、日本的总和生育率还在下滑中。2006年，牛津大学人口学教授大卫·科尔曼（David Coleman）就曾预测，由于生育率持续下跌，韩国可能会成为地球上第一个自然消失的国家。

储朝晖说，检验力度是否足够，关键是看人口是否还在下降、出生率是否还在下降。日本女子大学社会福利学系教授沈洁也持有类似态度，她认为当前中国生育津贴和产假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付出大量的社会支出，增加更多符合需求的公共幼儿设施。

一篇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的论文分析了2014年至2018年间韩国250个地方政府的生育促进政策。结果显示，这些政策基本上对生育率没有积极影响，但这个结论不能解读为韩国的生育政策是失败的，因为即使政策效果是积极的，也可能被其他因素抵消。

除了鼓励生育政策的力度，政策的介入时间对生育率也有影响。沈洁认为，相比超低生育率到来的时间，韩国政策的介入要比日本的晚，导致韩国的少子化要比日本的严重，而中国政策的介入时间在日本和韩国之间。

沈洁认为，应对少子化的社会政策目标不能只局限在提高总生育率，而是应该把它放在社会结构、社会文化变迁的大视野中，去提供综合性的政策。

沈洁举例说，现有的育儿设施就远远跟不上新时代多样化的育儿需求，育儿压力仍然较大，国内大部分家庭仍然停留在让老一辈帮忙带孩子的阶段，而职业女性增多、幼儿园离家远、费用高等情况都使得中国出现较低的入托率。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的李冰冰等人在2022年发表的文章显示，当前中国就存在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供给不足的情况。“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要从2020年底的1.8个提升至2025年的4.5个。

可以发现，单一或者单向的政策已经无法解决少子化的问题，就业、结婚、生育、育儿、教育和养老等环节的保障都不可缺失。从事人口学研究的复旦大学社会学系讲座教授王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不要盲目地去强调多生孩子，而是去想怎么才能尊重个体，给年轻人创造更多的机会，让他们生活得更好。

“这种根本的改变之后，年轻人有很长的未来，他们会抱有希望，可能就想着去结婚生孩子，比如说他们会想体验一下做父母的经历，想要把爱带给孩子，有孩子之后对自我的认识会变得完整。”王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