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电诈的攻与防:反诈没有教科书式的指导方法

浙江宁波市反诈中心近期主办的一场以反诈为主题的大学生主题辩论赛中，全市有13所高校参加，宁波市公安局新型犯罪侦查支队支队长夏琳作为评委参加了这次活动。

夏琳参与反诈工作已有十余年，他曾参加破获多起公安部跨境电信网络诈骗专案，是公安部特邀刑侦专家，他还曾参与《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的起草工作。在反诈工作上有一定名气之后，出席各类科普、宣传防范电诈知识的活动也成为夏琳工作的一部分。

这次辩论赛设计了多个与反诈相关的辩题，如“治理电信网络诈骗预防更重要VS治理电信网络诈骗打击更重要”“防范电信诈骗重在加强网络治理效能VS防范电信诈骗重在加强线下治理效能”等。听到攻辩双方的观点、引用的数据，夏琳有些感动，“他们非常认真、系统地了解了反诈这项工作”。

“大学生们关于反诈的（辩论）问题，其实也是困扰我们的，到底是打击有用，还是宣传有用？到底应加强网络治理还是线下治理？这些问题都蛮值得深思的。”夏琳说。

11月27日晚接受澎湃新闻采访前，夏琳刚刚结束一天的工作。2021年，宁波市公安局新型犯罪侦查支队成立，由夏琳担任支队长至今。现在，他的工作不再仅仅像从前一样只是盯紧某个具体的案子，而是要以信息化、数字化手段全面打击犯罪，他还需要思考如何更高效地开展反诈工作，和各地公安、相关部门、甚至是企业开展技术交流。

不变的是，夏琳依然会参与个案的侦办和研究，“你不了解案件和作案的过程，那相关的工作其实都做不好的……要关注新变化、新情况”。

反诈没有教科书式的指导方法

在许多媒体的报道中，夏琳被称为“最强大脑”，他擅长在浩如烟海的数据中识别出有效的破案线索。2009年，他参与破获“1011”特大电信诈骗案，花了六个多月时间，在170万余条涉案电话信息、1000多个涉案银行账户、10万余条交易信息中梳理出近300起案件。

最终，2010年6月21日，以台湾人赖某夫妇为首的一个庞大跨国跨境电信诈骗团伙被捣毁，警方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48名，收缴用于作案的服务器113台，捣毁诈骗窝点及地下洗钱场所57处。

夏琳说自己是“半路出家”。最初开始接触反诈工作时，面对网络知识，他和大多数人一样都是“一脸懵”。碰到案件时，他便会重点去学习了解。例如数年前，网络电话曾是电信诈骗常见的手段。他记得，当时还没有充足的资料去查明为什么境外电话显示在受害者手机上就是一个公安局或法院的固定电话号码。在案件的调查取证过程中，他不断地跟相关部门进行交流，把技术原理和细节一点点搞明白。

在反诈民警们的工作中，不管是线上追查线索，还是线下落地执法，都是和犯罪嫌疑人不断博弈的过程。而随着技术的发展，诈骗的手段也在迅速变化。夏琳介绍，现在出现了用Facetime拨号的诈骗案件，这种方式能够规避涉诈电话拦截。“根据我们这一侧的防范，（电诈人员）也在应对变化。”他说。

在夏琳看来，反诈没有“教科书式”的方法，要不断在工作中获取新的技术、策略，积累方法，拓宽思路。

每个月，夏琳都会和各地公安部门、企业进行交流。他看重这种交流的机会。与传统案件不同，新型电诈案件的特点在于其是一个网络化、完整的产业，涉及从公民个人信息泄漏到网络电话、诈骗网站等各个环节。“大家有各自的经验。有的地方侧重宣传防范、技术防治，有的地方侧重打击。经常交流会让工作（经验）慢慢丰富起来。”

法律推动合力形成，反诈关口前移

2019年，中国、西班牙警方联合开展打击电诈的“长城行动”，将225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引渡回国。

这项行动历时近3年。2016年上半年，中国公安机关发现，在西班牙境内有大量电信网络诈骗窝点，北京、江苏、浙江、广东等地接连发生多起涉案千万元以上的重大案件。公安部自当年起先后多次派员赴西班牙开展执法合作，与西班牙国家警察总局组成联合专案组，追查电信网络诈骗窝点，查找犯罪嫌疑人，收集固定违法犯罪证据。

2016年7月，夏琳作为专家组成员前往西班牙侦办案件。过程中，夏琳越来越感受到反诈是一项需要“合力”的工作，涉及不同的领域，需要和通信、金融领域专家协作，涉及跨境，则需要和外交部门配合。

2022年12月1日，我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开始实施，夏琳参与了该法律的起草工作。他回忆，全国各个领域的专家汇集在一起，备受鼓舞。“打击和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中，其实我们碰到了很多的问题，也有各种各样的通信、金融、互联网乱象。相关的职责，责任都有些不明确。也有过开展工作处处碰壁的情况。”他说。

他表示，在起草法律的过程中，公安方面提出，需要由金融、通信等企业主动发现涉诈的信息，要进行主动阻断。

这一思路最终在《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中体现出来，如：电信业务经营者应当规范真实主叫号码传送和电信线路出租，对改号电话进行封堵拦截和溯源核查；互联网服务提供者依照本法规定对有关涉诈信息、活动进行监测时，发现涉诈违法犯罪线索、风险信息的，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根据涉诈风险类型、程度情况移送公安、金融、电信、网信等部门。

夏琳指出，条文明确了企业的责任，“这就是要关口前移，要把整个反诈的防线前移”。

从公开数据上看，这种防线前移的成效有所显现。2023年7月19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总工程师赵志国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023年上半年，共拦截垃圾信息超90亿次，拦截涉诈电话14.2亿次和涉诈短信15.1亿条。而在2022年，全年累计拦截涉诈电话18.2亿次，相隔半年，日均拦截数量显著增加。

“这是一部（目的为）预防的法律。防范的工作涉及到社会方方面面，通过法律的形式把它固定下来，我觉得是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的。”夏琳说。

从打击犯罪到综合治理

如今，夏琳已经在反诈领域工作了十余年。从普通的民警到现在新型犯罪侦查支队的支队长，他也慢慢有了工作思路上的转变。

从前作为民警专攻案件的侦查工作，夏琳认为反诈的工作就是要打击。但随着岗位变化，作为支队长，他说，“这几年下来，我对反诈工作的理解有根本性的改变，这也是一个综合治理的过程，包括宣传防范、综合反制、打击等多个环节。”

宁波市反诈中心是宁波反诈工作的指挥部，大厅前方是一面大屏幕，上面显示着实时的警情情况，如受害地区、案件数量等信息。民警们在电脑前，一个个拨打电话向市民确认是否接到了涉诈电话、有没有过汇款，提醒市民其身份信息可能存在泄漏的情况。

与多年前群拨的诈骗电话不同，目前诈骗人员对诈骗对象有更“精准”的定位。11月，宁波市反诈中心对一类冒充老板诈骗的案件发出提醒。有市民报警称：其在公司上班时，被拉进一个qq群，对方在群里冒充其老板骗其转账至指定账户，该市民事后被拉黑，方才发现被骗，共计损失65000元人民币。

夏琳认为，有的人对诈骗信息的甄别能力不强，仍然需要提醒。以宁波为例，电诈犯罪的受害群体集中在18至45岁，这与很多人所认为的受害群体以分辨能力不足的老年人为主有认识上的偏差。

他总结，电诈案件的受害者类型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趋利的，受害人被利诱，以赚钱、贷款等为目的；另一种是受害者受到一定程度的威胁，例如诈骗人员冒充国家机关、公务人员宣称要给受害者发通缉令。

“宣传防范不是发一张反诈传单而已。民警多讲五分钟、十分钟，让市民知道诈骗有这么多类型，每一种类型套路不一样，这样才会有用。”夏琳说。宁波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发案数自3月以来呈下降趋势，截至目前，发案同比下降8.5%，现场劝阻案件同比上升36.3%，避免损失2.1亿余元，同比上升72.1%。止损受害人资金同比上升57.6%。

夏琳把这份工作视为一种必尽的责任，“我们的目标很简单。案件要少，老百姓损失要少。这是最大的一个任务了。”